內容摘要：一、作為一種生計方式與儀式文化的少數民族人口流動行為對於廣大少數民族人口而言，外出務工已成為一種新的非常重要的生計模式，在當今“流動的時代”下，流動與生計之間被自然地畫上瞭連接線。三、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影響的後果審視到底如何認識與看待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帶給民族地區的變化與影響?不可否認，作為行動主體的少數民族人口，他們在流動的過程中，本身就充當瞭一個靈活的角色，其在社會經濟轉型中被城市文化所塑造。毋庸置疑，就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鄉村的影響而言，既有現代化的深深烙印，即少數民族人口流動促進瞭民族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台中西區月子中心，也有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導致的民族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遷。
當然，我們不否認某些村莊因為人口外流而逐漸衰落與凋敝，這是不可逃避的事實。然而，作為少數民族人口流出地的民族地區鄉村並非出現完全意義上的空殼化與空心化，至少很多村莊還有留守的老人、孩子與婦女；一些中老年少數民族人口不願意在不熟悉的地方包括縣城生活，而是願意待在自己的傢鄉，鄉土情結與民族文化因素是他們留在鄉村的根基；每到年節與民族節日，很多少數民族人口返回傢鄉；還有一些少數民族人口在城市獲得資本而選擇回鄉創業與就業。民族地區一些鄉村依靠社區參與式旅遊或者內源式開發民族文化而實現瞭少數民族人口的在地化、就近式就業，村莊反而迸發出蓬勃的生機。正如李培林先生所說：“一個由血緣、地緣、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深層社會網絡連接的村落鄉土社會，其終結問題不是非農化和工業化就能解決的。村落終結過程中的裂變和新生，也並不是輕松歡快的旅行，它不僅充滿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隨著巨變的失落和超越的艱難。”[10](153～154)在少數民族人口流出地“民族地區鄉村”，同樣存在著類似的情形，再加上基於民族身份與宗教信仰形成的民族文化與心理情結，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更是吸引著少數民族人口，增加瞭他們對傢的眷戀，部分人依然會留在或返回其熟悉的傢鄉，接受其熟悉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地區的農民不會走向終結，民族地區的鄉村不會因為少數民族人口的大量外流而走向終結，民族傳統文化因為有部分回流者作為傳承主體的存在、部分外流者依托民族文化就業與創業，以及民族地區部分鄉村開展民族文化旅遊等而不會趨於消逝。
回流的少數民族人口在某種意義上給鄉村帶來瞭生機與活力，民族地區鄉村並不會陷入“農村荒漠化”的境地。Lipton的“農村荒漠化”(Rural Desertification)理論基於個體能從個人層面理性地做出單獨離開農村地區的決定，不考慮諸如農村地區的發展、經濟獨立和社會成員的平等等事件。該理論認為：第一，勞動力外流不可避免地導致最有活力的、熟練的和具有創新性的人們的流失，因此，大規模的外流將引起農村社會人才的流失，導致農業發展更遲緩和松散，使農村社會自我維系能力弱化。第二，盡管農民工以現金和實物形式郵寄的匯款能幫助留下來的村民，這種幫助絕不是大量的，因為數量太小而顯得無關緊要，不僅如此，留下來的村民傾向於依靠這種匯款。第三，人口流動將導致城市的影響對農村社會的滲透，城市的影響主要是破壞性的，將會導致農村地區凝聚與同質社會的無法整合。有研究者對貴州少數民族人口回流的調查發現，Lipton的“農村荒漠化”理論在中國農村並不能立住腳：第一，勞動力從少數民族集中地區外流，並不必然導致最積極的、熟練的、最具創新性的人才長期流失；可能在短期內考慮到農村能人的流失，但是從長遠來看，更多的熟練農民工返回瞭。第二，農村移民送出去的匯款對傢庭成員的生計和地方經濟的貢獻非常重要。第三，農民工帶來的城市影響並不是非常具有破壞性的。當農民工返回後，他們從外地獲得的資本、技術、知識可能促進他們的經濟發展[9](142～145)。因此，“農村荒漠化”這一說法在中國一些地方並沒有成為現實。
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文化傳承、社會運行、政治參與起到瞭全新的作用。青壯年少數民族勞動力的外流使得民族地區農牧業發展失去瞭所需勞動力，甚至村莊少瞭某種活力，傳統民族經濟文化類型與獨有的少數民族生計方式面臨著無人操持的境遇，民族地區鄉村的經濟發展缺少瞭內生動力，可能會形成過於依賴打工的外源型發展，即“邊緣”依賴“中心”的“新依附”。然而，動員廣大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中的成功人士與精英個體返鄉，依托民族特色資源與經濟類型進行創業則是一種很好的借助外源發展自我的良性模式，在經濟層面上可以彌補部分民族地方特色經濟無人發展的缺憾。同樣，少數民族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得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無人承繼、民族傳統文化流失的問題，通過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到城市台中月子中心評價中，依托民族文化、展示宣傳民族文化，不僅可以實現就業，而且可以吸引城市人到民族地區旅遊，為開發民族地區的民族文化旅遊資源準備瞭前提，最終為實現民族文化社區參與式旅遊創造瞭條件。這種在地化、就地式就業與創業，既實現瞭少數民族就業、收入的增加，還保護與傳承瞭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護的雙贏模式。再者，雖然少數民族人口大量外流使得民族地區鄉村出現瞭一些社會問題，比如婚姻傢庭不穩定、留守人員問題，以及社會分化與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但我們也應看到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給民族地區的社會結構與社區生活帶來瞭新鮮的氣息，異質化、動態化、能人化、法治化、平等化、權力位移、地位調整等都成為民族地區鄉村嶄新的內容，這為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良性運行註入瞭生機與活力。此外，人口外流對民族地區鄉村的政治生活帶來瞭某種沖擊，使得部分鄉村基層政權處於無主體參與狀態及幹部隊伍缺位等情形，這在客觀上使得民族地區一些村莊有瞭更換能人型、經濟精英型村幹部的機會與可能性，從而更具有現代意義的民主色彩與法治意味。上述幾個層面足以表明，雖然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鄉村有一定的負面效應，然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外出與回流在某種程度上又消減瞭這種負效應，民族地區鄉村的經濟發展、文化傳承、社會運行與政治參與獲得瞭很多支持性因素。
當然，基於流出地鄉村自有的吸納機制，伴隨著少數民族人口的外出，必定會有一些少數民族人口回歸傢鄉，進而不會導致民族地區因為缺乏人口的要素而出現“鄉村的終結”。“當今的土地制度與鄉村社會整體應對農民工返鄉的彈性機制以及農村自身作為廉價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7](11)，再加上民族地區鄉村有少數民族流動者熟悉的民族文化場域，這些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而言都是一種吸引源。基於城市應對流動人口的“海綿效應”③，以及農村的蓄水池效應共同形成瞭一個良性的鄉村吐納機制[8](274～278)，足以保證城市會擠出一定數量的農民工，鄉村也能夠吸引很多剩餘勞動力。當然，文化意義上的傢本位的打工模式[8](278～284)，以及在遷移與返鄉決策中傢庭策略的影響力，等等，都是導致部分少數民族外流人口回歸傢鄉的重要因素，這顯然能夠為民族地區鄉村發展保持所需要的一定的勞動力，至少部分第一代少數民族農民工會重新回到熟悉的故鄉，葉落歸根，而非一直漂泊在城市中。
湯奪先:解析與台中產後護理之家審視：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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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少數民族人口;人口流動;現代化;影響;民族地區鄉村;民族文化;農村;外流;生計;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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